技术引进新模式有助打破创新瓶颈

出于保护本国知识产权等原因,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实质从未中断过。直至近期奥巴马政府提出“出口倍增计划”,呼吁加大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比例,技术出口管制才有所缓解。然而相对于中国产业经济转型所需的技术进口需求而言,欧美传统发达国家的技术出口仍远远无法满足,中国必须在短期内寻找其他途径。这也是近期诸多企业走出国门,积极收购外企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优先序列来看,国内资本“走出去”收购的对象,最优为具备中长期发展潜力的核心技术,次优为关键矿产资源、较次的是获得少数股权甚至只是以债权形式投资回报。从实际收效看,目前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成功实施收购的多属较次的入股获利;在关键矿产资源领域能够纳入囊中的一般已属“非主流”边缘资产;而在具备发展潜力的核心技术方面,基本尚未入门便已遭西方国家以“威胁安全”借口封杀。

中国今后再像对外开放初期阶段那样借助欧美中低端技术转移已经不太现实。除了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研发能力,技术引进必须开辟除欧美以外的“第三方通道”。通过投资知识产权银行模式批量引入国外技术,并将其与国内产业提升和市场开发相结合是一项大胆的尝试。

从英菲尼迪基金在中国的实践看,确保技术“走进来”并为我所用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搜索到技术提供方和国内引进方共同所需的技术产权;二是确保转让过程中知识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第二点也是传统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诟病中国的焦点,对于“走进来”并为我所用的知识产权,必须强化监管力度,并逐步建立起长效保护机制。

而对于第一点,中国必须强化与英菲尼迪这样知识产权转移基金的合作力度。事实上,此前台湾依靠美国硅谷华裔科学家打造国际IT行业航母的历史告诉我们,强化与外部技术力量的合作是技术增长领域实现“赶超式”发展的主要路径。尤其是在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技术领域,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同样处于起步阶段,彼此之间技术差距较小,进入壁垒较低,是中国大力引入的先进技术领域。

如何扩大与以色列这样技术转移国之间的合作,应该是下一步中国技术引进的关键所在。以色列这样国家的普遍特征在于:国内技术研发能力很强,但是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较高、产业基础薄弱,对科研创新的变现能力有限。中国可以考虑制订相应的技术引入对策,如对知识产权银行的投资力度,中投这样的国家级对外投资公司也应加强对国内外技术引入型基金的扶植力度;提升鼓励帮扶力度,如税收和产业政策方面的优惠等等,帮助企业渡过引入技术初期的财务艰难时期。

当然,最终中国经济的腾飞还是离不开本身的创新造血能力。台湾IT代工巨人无法成长为真正的IT行业巨头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中国崛起不能靠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厂,而要靠英特尔这样的行业高端领跑者。在投资知识产权银行的同时,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必不可少。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研发创新人员并不应局限于国内和海归人员,像以色列这样可以向中国有偿转让的海外创新研发力量也应得到充分的重视。　（作者为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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