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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院士制度改革 开启开门改革新范式

近日中国工程院审议通过《中国工程院章程》修订稿，规定今后高校、企业等单位将不得提名院士候选人，仅工程院院士和工程院委托的包括中科协在内学术团体方可提名；违反科学道德、品行不端等的不合格院士将被“劝退”，甚至直接从院士成员中除名。中国科学院估计也会有类似改革举措。在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之后，院士制度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大步。

在此之前，社会舆论围绕院士遴选过程中出现腐败等问题有长期的讨论和批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坦率地指出，院士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一些社会关注、科技界反映较突出的问题，比如有时院士遴选受非学术因素干扰过多，有的地方和部门让院士称号承载了一些非学术的、带有明显功利性的负担，有的人把有多少院士当作出政绩的一个标志。这种直面社会批评的坦率与院士制度改革的展开，呈现了社会批评推动制度改善、国家决策吸纳社会批评的良性互动过程，堪称制度改善吸纳社会批评的一个范例。

同时，在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问题上，《中国工程院章程》修订稿则比较谨慎，主要原因是在这一问题上科技界存在比较多的争论，也比较复杂。例如，“院士”遴选的主要考虑之一是对以往成就的肯定，年龄问题并不是重点；又如，按照现有的两院院士章程，年满80周岁的院士会转为资深院士，不再参加院士评选工作，自由参加院士会议，这其实相当于“退休”。在争论较大的部分，事实上无论做哪种决定都会遭遇相当程度的批评，这种情况下不急于做决定，是适宜和稳妥的。

习近平主席对关于院士制度问题的社会及业内意见的引述，可以视为对建设性社会批评的认可和鼓励。从国家政策调整和改善的角度来说，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那些社会批评，意味着强大的民意基础，往往是改革调整的强大支持力量；关注那些重要的社会辩论，及时吸纳群众基础广泛的社会批评意见，作为政策决策的重要参考，可以有效地与基层民意形成良好互动，形成突破改革调整的各种障碍的强大支撑，并为新的政策方针找到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更加重视建设性的社会辩论和社会批评，更为主动和清晰地回应基层社会意见，是当前的决策机制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

科技界和院士群体中的内部意见及讨论，显然也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近一年多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将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主要工作方法，与此是相呼应的。在党组织内部、单位内部和行业内部鼓励和提倡同僚之间的批评、讨论或争辩，如果能够一定程度突破形式主义的流弊，无疑将是党内民主和决策民主的一个重要推进，有利于克服决策“一言堂”的顽症。此次“广大院士对这些现象也有意见”，成为推动制度改善的积极要素的现象，如果能够越来越多，则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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